翠花街5號四合院

當年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看戲的中和戲院

趙一荻

　　張作霖在北京曾購置多處公、私房產(chǎn)，如西城太平橋的大帥府（順承郡王府）、黃寺的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新街口的東北大學、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橋三條）的東北軍駐京辦事處，京外產(chǎn)業(yè)還有諸如天津公館、北戴河別墅，等等。但傳說張學良在北京翠花街5號為趙一荻購置的一所宅寓，卻言之無據(jù)，包括張學良晚年自己的口述及各種人士的回憶史料，均付闕如。雖然，北京西城區(qū)將翠花街5號定為區(qū)級保護文物，但亦未標示為張學良、趙一荻舊居，只有附近百姓如是傳說。

　　前不久，前往據(jù)說是“北京目前唯一留存的張學良故宅”訪尋。此舊宅離太平橋大街路西原順承郡王府頗近，沿王府東墻往北即至翠花街5號。翠花街，原東起趙登禹路，西至翠花橫街，原有1號至25號、2號至20號。而今由于馬路拓寬和附近富國里小區(qū)占地，翠花街只余極短的兩個院落——5號、7號。5號院為廣亮大門，但已略顯殘破。據(jù)7號院一位老人講，此院亦為5號院之一部分。進門即觸目可見搭建雜亂之平房，櫛次逼仄，已成為不折不扣的大雜院。垂花門、影壁已不見蹤跡，但游廊還依稀可見，殘壁猶存。最后面的北房還可見卷棚頂、匝頭脊、灰桶瓦、貓頭滴水等構(gòu)件。門頭上還保留數(shù)幅“象眼”雕刻，而且中西各異，有中國傳統(tǒng)山水，亦有西洋莊園風景。據(jù)住戶講，在當年此建筑為舞廳，舞池、更衣間、洗浴間等齊全；花磚地，花樣紋絡均相同，屋內(nèi)吊頂層約四米左右之高，繪有延年益壽圖案。

　　這所已面目全非的四合院，曾為衛(wèi)生部宿舍。查《宸垣識略》卷八“內(nèi)城四”條，記“一等英誠公第在翠花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143頁）。這應為揚古利后裔爵稱。揚古利陣亡后于雍正九年給號超等英誠公，其子降為一等公至十二代扎克丹。因而翠花街5號院為清代一等英誠公府邸之說似尚可成立。民國后傳說為袁世凱時代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或馮玉祥之宅。馮玉祥號稱“不愛錢”亦不置產(chǎn)，在北京多居海淀等處兵營，其婚禮亦在兵營舉辦，迄今未有他在北京置產(chǎn)之記錄。唐紹儀從清末至民初，官宦生涯輾轉(zhuǎn)天津、南京、廣州等地，在北京所居時間極短。據(jù)考他在北京一直住宣南香山會館（民國后為紀念孫中山先生易名為中山會館）。1920年回故鄉(xiāng)廣東珠海居住，抗戰(zhàn)前已購房于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后被軍統(tǒng)組織暗殺。此處是否為其宅寓，無確鑿證據(jù)。是否為張學良所購置，亦無實證。

　　唐德剛先生錄音整理并后來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其中一章“我與趙四”只有區(qū)區(qū)不足四百字，并未提及當年購置外宅之事（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版）。趙四本名趙媞，又名綺霞，字一荻，為當年北洋交通系首領(lǐng)梁士詒手下津浦鐵路局局長、交通部次長趙榮華之女，是京津有名的社交場上的交際人物。幫閑為之介紹與張學良相識，其后與張學良私奔沈陽并生子，惹得其父震怒而登報聲明與女兒脫離關(guān)系，父女二人終生未再見面。誠如老報人徐鑄成先生所云：“當年張學良積毒（扎嗎啡針）尚未戒除，真是鳩形鵠面，這位正當妙齡的趙媞小姐，毅然脫離家庭，究竟追求什么呢”？（《小樓隨筆》，1978年8月1日《文匯報》增刊）這也是當時大多數(shù)人的疑問。不可否認的是，張、趙二人確在京、津、北戴河社交場合鶯歌燕舞、打球行獵，尤其國難陰云欲來，東北朝不保夕，所以馬君武的譏諷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美人帳中英雄塚，那管東師過沈陽”，除了冤枉胡蝶之外，對張、趙的譏諷是沒有錯的。朱五名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交通總長、代國務總理朱啟鈐之女，與趙四為出入社交圈之閨中密友，后嫁與張學良之弟張學銘。

　　1929年秋，張、趙密約赴沈陽北陵，惹起轟動，而趙的對外身份只是“秘書”。1930年，張、趙二人生下男孩。張學良與夫人于鳳至來北京，住帥府，趙一荻亦在此居住。二人公開出入社交場合，并無隱秘。與趙關(guān)系最深的朱洛筠生前寫過回憶文章，她也談到趙四是住進順承郡王府，“和張學良的原配夫人于鳳至朝夕相處”，“他們仨人一起愉快地生活”（《憶大嫂趙一荻》，見《張學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書社1986年版），只字未提“金屋藏嬌”之處。如果真有此宅，朱五亦無必要隱諱。況于鳳至較為大度，順承郡王府廣廈鱗比，似無必要另購外宅。

　　不妨再舉佐證。朱洛筠之兄朱海北，亦為公子類中人，其天津公館與張學良宅比鄰。張作霖與朱啟鈐相識，因世交故，張、朱二公子氣味相投，不時打球、跳舞。張家在天津的宅院豪華寬敞，網(wǎng)球場、臺球房、跳舞廳一應俱全，朱海北是其座上客和玩友。朱家與趙家也是世交，朱海北稱趙四是“京、津、北戴河上層社交活動中的著名人物”，與張學良相識“也在這個時期”。朱海北后來成為張學良的少校內(nèi)務副官，安排應酬，其任務“是陪他和客人打橋牌和高爾夫球”。其親密程度甚至可以“登堂入室，不必回避內(nèi)眷”（《我與張學良》，見《史跡文蹤》，上海書店1994年版）。但他的回憶文章中也只字未提翠花街5號院。以他的貼身程度，不可不與聞，亦無避諱之必要?？磥硭^張學良的“金屋”，有訛傳之嫌，也許此處或為他人之所，張學良曾交際出入而已。

　　跟隨張學良在北平行營等當了多年參謀的惠德安先生也曾寫過一本回憶錄《張學良將軍軼事》，曾提到張學良在北平尋過宅院，卻并非在翠花街。張學良嫌老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陳舊，住下去不舒適。所以當時的財政部印鑄局局長沈能毅，在西單太仆寺街新建胡同，給他找到一所房子，建筑和內(nèi)部設施均為西式，考究且舒適。但未曾住進，即得傷寒之癥?；菹壬蛭从H見，只是注明“人們傳說”。但傳說之人身份并不低，如張學良兒女親家萬福麟說張住新建胡同之宅，大門正對一條胡同，按風水說講是中白虎箭，所以才患傷寒。這雖是無稽之談，但也可佐證張學良在新建胡同購宅不是空穴來風（《張學良將軍軼事》，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張學良在北平時，身為陸?？哲姼笨偹玖罴鏂|北邊防司令長官，又逢東北寇氛日深，但按惠先生的評價，是“生活不甚整飭，社交亦有失檢點，往往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語”。如果真有翠花街的外宅，是不會不留下蛛絲馬跡的。

　　而且，如果為張氏之私宅，日寇侵占北京后，是應予以沒收或征用的。大帥府即被日本駐北平憲兵隊征用。位于王大人胡同的東北軍辦事處也被日偽當局沒收，成為偽滿洲國駐北平領(lǐng)事館。

　　所以，“京城唯一留存的張學良與趙一荻‘愛巢’，曾經(jīng)是北平各界名流的社交場”的鑿鑿之言，源自何來，殊堪匪夷。無確鑿記載、人證，只憑傳說，完全不足為憑?？诒鱾鞑灰欢礊槭聦崳慈珩R君武先生所詠“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與胡蝶大跳其舞的詩句，報章刊載，全國輿論洶洶，人們寧信其有，因為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當天，確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演出，只不過形式和相攜之人不同而已。“千鈞一發(fā)之際，還有閑情逸致去看戲，真可說是叔寶無心”，惠德安先生的批評已然是很婉轉(zhuǎn)了。雖然張、胡二人至死都未謀一面（胡蝶當時在北平拍電影），胡蝶當時也在報上聲明辯誣，但智者無多，信者非寡?？梢姟皭鄢病敝畟髡f絕非可信，也許是張學良當時在北平酒食征逐、歌榭輕裘，才使得人們有了“金屋”的想象。當然，翠花街5號如以清代公府建筑價值而論，予以文物保護還是應該的。